路易十六
这个人绝非暴君，只是个时代的牺牲品。即使是大革命时代，路易似乎也没有遭到多大的愤恨（当然，他“叛国”后就……），人们所有的不满都倾泄在了“赤字夫人”的身上。
自路易十四时期，在凡尔赛建立的一整套宫廷礼仪严重削弱了贵族的权势。路易十四让国王成为一整套复杂沉闷又极其严格的宫廷礼节的中心，目标就是扫除贵族对王权的威胁。路易十六时期，这套礼节仍在发挥作用。贵族是国王的附属品，随时为国王效劳，以国王对他的态度决定其地位和荣誉。
路易十六并不喜欢这套规矩。他试图将自己塑造为一切从简的国王。但他这番不循旧俗的举动却没有获得贵族的支持。而这套系统本是为控制贵族产生，路易十六试图拿它开刀，削弱了国王对宫廷的控制权。
此外，路易十六似乎希望能在民间获得好名声。大革命早期，他并未下令血腥镇压，放弃了扑灭革命之火的最佳时机。虽然在6、7月间将军队部署到了巴黎，但据说（下文只在一处资料中见过，故真实性存疑），在1789年7月14日傍晚，路易十六向被派去巴黎的军队下达了撤出首都的命令。他并不知道，在这个命令发出前一小时内，巴士底狱已经被巴黎市民攻占，法国大革命爆发。路易十六在1789年7月14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无事。”他要求军队撤出巴黎的命令被送到巴黎市政厅时，已经是1789年7月15日凌晨两点。当天，直到路易十六醒来，才收到关于巴士底狱陷落的汇报。得知这一消息的路易十六问：“这是暴动吗？”前来汇报的公爵回答：“不，陛下。这不是暴动，这是革命。”
【《凡尔赛玫瑰》这一幕】
路易十六确实不够果敢。自从他当上王储，就没有显示出其具备多高明的统治手腕。路易十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财政问题，而最高法院却一直跟他作对，拒绝通过任何财政改革方案。路易十六手中财政大臣频繁更迭，又加剧了混乱局面。其中，没有人能拿出有效的应对财政窘境的办法。而尼克更是给国王带来了大麻烦。坚决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的尼克，坚持用国外公债取代增税。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失败后，路易十六炒了他的鱿鱼。于是尼克公布了法国即将破产的事实，将王室的财政状况公诸于众。虽然尼克对事实进行了美化，但仍然引起了民间的震动。玛丽·安托瓦内特获得了“赤字夫人”的称号。后来尼克再次被任命，又在1789年7月再次被免职，成了巴士底狱之战的导火索之一。
改革的努力屡次受挫，到三级会议召开，路易十六已经灰心丧气到了极点。此时，他的夫人——态度强硬的玛丽·安托瓦内特填补了权力真空，玛丽也因此更受仇视。
大革命期间的路易十六开始展现出其“反革命”的一面。与保王党秘密联络，并举家逃出巴黎试图进入奥地利境内。最终因为在边境被一驿站长认出而宣告此次出逃的失败。据说路易十六被押回巴黎的时候，绝望地说了一句：“法国已经没有国王了。”
【失败的出逃】
此后路易十六与他的家庭再度陷入没有未来的绝望之中。当时的他们也唯有期待国外军队能够打入巴黎解救他们了。1792年4月，法国对奥地利宣战时，相信国王曾经满怀希望，认为法国必败无疑（当时罗伯斯庇尔也认为法国一定会战败，国外势力会毁掉法国大革命，因此强烈反对法国对奥地利宣战）。但当法军胜利的消息传来时，绝望中的国王也将迎来他的末日。他的罪名是叛国——法国已经不是国王的法国，而是法国公民的法国了。
路易十六的“反革命”面目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君主专制，令中国诸多历史读物中对路易十六的评价总是集中于“反动”、“阴谋”、“妄图扑灭革命”之类的语汇。这种道德评判体系是如此简单明了。我却始终认为，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立场，并不能成为对其进行道德评价的标准。说得再明白一点（虽然我并不喜欢把话说那么白）：保王党中，自有一心效忠国王的忠臣（在革命派眼中自然是些没有革命觉悟的顽固分子），却也有因自身利益受损而试图扑灭革命的守旧势力（保王就为保自己）；革命派中，自有怀着崇高理想奋不顾身奔赴战场的革命青年，但同样隐藏着野心家和投机者。如果说这些还不够复杂，那么想想吉伦特和雅各宾（乃至雅各宾内部）同为革命派，最后竟至水火不容，暗杀、死刑，无所不为。虽不能排除争权夺利的因素，但同样不可否认两派内部，也自有成员仅因忠于自身信念，及致不惜与政见相左者暴力相向。而实际的情况远比这更为复杂（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把话说白了——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明白。即使是一个人也不是轻易就能概括的，何况是一个团体，又何况是诸多集团纠葛的法国大革命）。仅仅因为某人反对雅各宾或者维护君主专制，抑或力图保护王室，就认定他是反革命败类，这种评判太不道德。几股势力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激烈对抗，无关其个体成员的道德水准。
路易十六的“反动”立场再正常不过。他是一个曾经拥有莫大权威的国王，却忽然失去了权力并被囚禁，不知等待自己的会是何种结局——当命运完全掌控在别人手中时，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未知。作为一个人，自然要抗争。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，并非正义与非正义的对立，无论哪一方，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问题，或多或少都是基于利己的动机。革命同样充斥着阴谋。相比之下，路易十六的作为并不激烈。他只是为自己的时代做最后的挣扎。看着自己渐渐失去以往的权力，对宪法的起草完全没有发言权，并总是被迫接受他不想接受的法案（尤其是关于宗教问题的），自然不会认为自己与国民公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。而失去人身自由，连做弥撒的要求也被拒绝的情况下，追求自己的自由没什么不对。可是革命者并不是抱有同样的想法，当时的境况、革命者的立场和思维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抱有这种想法。现在的人回顾历史的时候，自有后见之明，并可以对一个与自己无关痛痒的人寄予无关痛痒的同情，但当时的人身在其中，不仅无法克服视野的局限，也无法避免自身经历的影响，更有其个人的动机在指导其行为——我始终不能相信，所谓的革命者就是一心为公；所做的决定，就毫无利己的动机。纯洁的灵魂不是没有，只是太难得；而在位高权重者中，就更是少见。
罗伯斯庇尔坚持处决国王的理由看似简单（是否果真这么简单，只有萝卜自己知道）：国王必须死，因为祖国要生。共和国不需要国王。至于国王究竟做过什么，国王是否真正有罪，并不重要。此时的前法国国王已经没有权利，唯有义务。
陈年旧评分割线（评论顺序 ↑）
：PS：最喜欢倒数第二段
：像博主这样看漫画的真少见……
自路易十四时期，在凡尔赛建立的一整套宫廷礼仪严重削弱了贵族的权势。路易十四让国王成为一整套复杂沉闷又极其严格的宫廷礼节的中心，目标就是扫除贵族对王权的威胁。路易十六时期，这套礼节仍在发挥作用。贵族是国王的附属品，随时为国王效劳，以国王对他的态度决定其地位和荣誉。
路易十六并不喜欢这套规矩。他试图将自己塑造为一切从简的国王。但他这番不循旧俗的举动却没有获得贵族的支持。而这套系统本是为控制贵族产生，路易十六试图拿它开刀，削弱了国王对宫廷的控制权。
此外，路易十六似乎希望能在民间获得好名声。大革命早期，他并未下令血腥镇压，放弃了扑灭革命之火的最佳时机。虽然在6、7月间将军队部署到了巴黎，但据说（下文只在一处资料中见过，故真实性存疑），在1789年7月14日傍晚，路易十六向被派去巴黎的军队下达了撤出首都的命令。他并不知道，在这个命令发出前一小时内，巴士底狱已经被巴黎市民攻占，法国大革命爆发。路易十六在1789年7月14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无事。”他要求军队撤出巴黎的命令被送到巴黎市政厅时，已经是1789年7月15日凌晨两点。当天，直到路易十六醒来，才收到关于巴士底狱陷落的汇报。得知这一消息的路易十六问：“这是暴动吗？”前来汇报的公爵回答：“不，陛下。这不是暴动，这是革命。”
【《凡尔赛玫瑰》这一幕】路易十六确实不够果敢。自从他当上王储，就没有显示出其具备多高明的统治手腕。路易十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财政问题，而最高法院却一直跟他作对，拒绝通过任何财政改革方案。路易十六手中财政大臣频繁更迭，又加剧了混乱局面。其中，没有人能拿出有效的应对财政窘境的办法。而尼克更是给国王带来了大麻烦。坚决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的尼克，坚持用国外公债取代增税。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失败后，路易十六炒了他的鱿鱼。于是尼克公布了法国即将破产的事实，将王室的财政状况公诸于众。虽然尼克对事实进行了美化，但仍然引起了民间的震动。玛丽·安托瓦内特获得了“赤字夫人”的称号。后来尼克再次被任命，又在1789年7月再次被免职，成了巴士底狱之战的导火索之一。
改革的努力屡次受挫，到三级会议召开，路易十六已经灰心丧气到了极点。此时，他的夫人——态度强硬的玛丽·安托瓦内特填补了权力真空，玛丽也因此更受仇视。
大革命期间的路易十六开始展现出其“反革命”的一面。与保王党秘密联络，并举家逃出巴黎试图进入奥地利境内。最终因为在边境被一驿站长认出而宣告此次出逃的失败。据说路易十六被押回巴黎的时候，绝望地说了一句：“法国已经没有国王了。”
【失败的出逃】此后路易十六与他的家庭再度陷入没有未来的绝望之中。当时的他们也唯有期待国外军队能够打入巴黎解救他们了。1792年4月，法国对奥地利宣战时，相信国王曾经满怀希望，认为法国必败无疑（当时罗伯斯庇尔也认为法国一定会战败，国外势力会毁掉法国大革命，因此强烈反对法国对奥地利宣战）。但当法军胜利的消息传来时，绝望中的国王也将迎来他的末日。他的罪名是叛国——法国已经不是国王的法国，而是法国公民的法国了。
路易十六的“反革命”面目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君主专制，令中国诸多历史读物中对路易十六的评价总是集中于“反动”、“阴谋”、“妄图扑灭革命”之类的语汇。这种道德评判体系是如此简单明了。我却始终认为，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立场，并不能成为对其进行道德评价的标准。说得再明白一点（虽然我并不喜欢把话说那么白）：保王党中，自有一心效忠国王的忠臣（在革命派眼中自然是些没有革命觉悟的顽固分子），却也有因自身利益受损而试图扑灭革命的守旧势力（保王就为保自己）；革命派中，自有怀着崇高理想奋不顾身奔赴战场的革命青年，但同样隐藏着野心家和投机者。如果说这些还不够复杂，那么想想吉伦特和雅各宾（乃至雅各宾内部）同为革命派，最后竟至水火不容，暗杀、死刑，无所不为。虽不能排除争权夺利的因素，但同样不可否认两派内部，也自有成员仅因忠于自身信念，及致不惜与政见相左者暴力相向。而实际的情况远比这更为复杂（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把话说白了——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明白。即使是一个人也不是轻易就能概括的，何况是一个团体，又何况是诸多集团纠葛的法国大革命）。仅仅因为某人反对雅各宾或者维护君主专制，抑或力图保护王室，就认定他是反革命败类，这种评判太不道德。几股势力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激烈对抗，无关其个体成员的道德水准。
路易十六的“反动”立场再正常不过。他是一个曾经拥有莫大权威的国王，却忽然失去了权力并被囚禁，不知等待自己的会是何种结局——当命运完全掌控在别人手中时，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未知。作为一个人，自然要抗争。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，并非正义与非正义的对立，无论哪一方，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问题，或多或少都是基于利己的动机。革命同样充斥着阴谋。相比之下，路易十六的作为并不激烈。他只是为自己的时代做最后的挣扎。看着自己渐渐失去以往的权力，对宪法的起草完全没有发言权，并总是被迫接受他不想接受的法案（尤其是关于宗教问题的），自然不会认为自己与国民公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。而失去人身自由，连做弥撒的要求也被拒绝的情况下，追求自己的自由没什么不对。可是革命者并不是抱有同样的想法，当时的境况、革命者的立场和思维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抱有这种想法。现在的人回顾历史的时候，自有后见之明，并可以对一个与自己无关痛痒的人寄予无关痛痒的同情，但当时的人身在其中，不仅无法克服视野的局限，也无法避免自身经历的影响，更有其个人的动机在指导其行为——我始终不能相信，所谓的革命者就是一心为公；所做的决定，就毫无利己的动机。纯洁的灵魂不是没有，只是太难得；而在位高权重者中，就更是少见。
罗伯斯庇尔坚持处决国王的理由看似简单（是否果真这么简单，只有萝卜自己知道）：国王必须死，因为祖国要生。共和国不需要国王。至于国王究竟做过什么，国王是否真正有罪，并不重要。此时的前法国国王已经没有权利，唯有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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